南宋·佚名《虎溪三笑图》。相传儒者陶渊明与道士陆修静相携访问在庐山修行的高僧慧远，归途中三人谈笑而行，送客的慧远不觉间跨过了他自我禁足的虎溪，三人因之相视大笑。此故事成为后世重要的人物画题之一，被视为儒释道亲和的象征

中国佛教有许多优良传统，例如赵朴初先生曾提到过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的传统、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和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来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佛教，佛教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并积极主动地与之相融合，最终成功演化为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这也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

从历史上看，外来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便始终与以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华文化融合发展。正是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下，在同儒、道文化的交互影响和融合中，佛教逐渐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华佛教文化。这个过程既是佛教不断演进与创新的中国化过程，也是佛教融入中华文化成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过程。

佛教同以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华文化融合发展，其实就是在思想文化层面上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外来佛教之所以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是由于“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这就提示我们，宗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而佛教自身努力地适应并认同中华文化，积极主动地与中华文化相融合，这也是佛教能够中国化的重要原因。

佛教本来是讲求出世的宗教，追求超脱生死轮回、出离人生苦海的解脱。佛教的善恶报应说及其要求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追求永超苦海的极乐，这其中又包含着通过每个人自身的努力来实现人生永恒幸福的理想与向往，只是佛教的“三世说”把人生美好理想的实现放到了虚无缥缈的“未来世”，但这种对永恒的美好人生的向往提供了佛教与中华儒、道文化相融互补的契机与桥梁。

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根本的特质，就是始终关注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以社会的和谐和人生的幸福为终极的目标。这一“人学”特质在儒、道两家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也最具互补性，因而儒、道两家在秦汉以后逐渐从诸子百家中突显出来，并在两汉时代表中华文化“迎接”外来佛教的到来。正是在中华文化“人学”的浸润下，中国佛教把古印度佛教中蕴含着的又在其教义学说体系中被遮蔽着的对永恒幸福的向往和追求做了充分的拓展和发挥。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佛教也一直在不断地加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积极主动地与中华文化相融合。佛教初传时汉代的早期译经，就借鉴吸收了儒、道的思想观念和名词术语。例如用道家的“自然”“无为”等概念来表达万法皆空的道理，用儒家的“仁义心”“恻隐心”来宣扬仁爱精神，提倡“孝顺父母”。到隋唐时中国化的各个佛教宗派，都是在大量融合吸收儒、道等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才创立起来的。

佛教在与中华文化的互动和融合中，逐渐形成了许多自己鲜明的特色，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日益面向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中国佛教认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并提出“舍人道无以立佛法”。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更是传承发展了唐宋以来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传统，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致力于建设人间净土，从而为当下佛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历史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佛教，佛教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并主动与中华文化相融合，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路径和成功经验。这在今天，也可以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提供参考和借鉴，以促进五大宗教同心同力、同向同行，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发展。例如基督教与佛教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外来的宗教，但是佛教已经完全成为中国佛教，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与之相比，基督教曾经借殖民主义势力入侵传教，仍然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有着一定的距离，与中华民族的心理也还有相当的距离，曾经长期被视为“洋教”。各宗教要在中国健康传承发展，亟待进一步中国化，在这方面，佛教的中国化及其与中华文化的融合能提供借鉴和启发。

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着契理契机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既契合佛法的根本精神，又随顺时代的变化和社会及大众的需要而不断地更新发展。契理契机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推动着佛教的中国化，并使中国佛教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这对于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未来在中国的发展也有启发性。这就是，首先要思考什么是自己宗教最根本的核心？什么是它不可被取代的独特价值？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思考，如何使这种独特性在中华文化中得到彰显，如何与中华文化融合并使其融入到中华文化之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为了满足中国社会的需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加强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中国化的理论建设，就是各个外来宗教的必由之路。同样以佛教为例，佛教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融合，从名教伦理到人文精神，从服饰仪表到心性理论，不断地加强和深化。经过一大批有志于理论建设的思想家的不懈努力，从而有了中国佛教各宗派的理论创造等丰富的文化成果。中国佛教的许多思想家，都是精通内外之学，即既精佛学，又“博综《六经》，尤善《老庄》”，从而才使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能够既坚持佛教的根本教义，又根据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实际需要而与中华文化不断融合、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因此，在系统推进宗教中国化的今天，要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更好地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中国化的宗教需要有自己的理论建设，需要有自己的理论创造，这不仅需要对自己的教义学说有深刻的理解和消化，而且需要对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和高度的认同，要根据中华文化来发展自身中国特色的宗教理论，如此才能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作者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南雍学者”特任讲座教授，南京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