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党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建立在对宗教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中国国情的准确认知之上，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及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历经宗教批判、战略调整、科学甄别、 紧密团结、政治同盟五个阶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辩证统战观。

建党之初，党内先进分子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的宗教问题， 并持鲜明的批判立场。1919年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宗教现象。1921年，陈独秀在《和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中指出“宗教时代”“宗教迷信”等观念属于蒙昧落后的旧思维。1922年，李大钊等人发表《非宗教者宣言》，主张“在宗教的迷信之下，真理不能昌明，自由不能确保”，倡导科学精神。同年，周恩来发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深刻剖析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在理论基础、实践路径及理想目标上的本质区别。1923年，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将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写入党的现阶段斗争纲领， 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思想理论、施政追求上的先进性、唯物性。

早期共产党人对宗教的批判，主要聚焦其曾被“帝国主义帮凶”“封建统治势力工具”所利用的消极面。正如后来《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所指出的：“在旧中国……我国宗教都曾经被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起过重大的消极作用。”因此，破除迷信、 批判宗教，成为当时先进分子唤醒民智、 推动社会解放的重要内容，具有历史必然性。

党与宗教界的正式接触始于大革命时期。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确立“扶助农工”政策，各地农会纷纷建立，农村革命深入开展。1925年，《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告农民书》规定：“凡地东、高利贷者及不耕地之宗教家如神甫、牧师、僧道、尼巫均不得为农会会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同年，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阐明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内部不同部分对国民革命的政治态度，为党制定统一战线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至大革命后期，为适应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发展的需要，党的政策开始出现调整。1926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不分宗教”的团结主张，强调“同志与非同志……不分党派不分职业不分宗教工人群众联合战线之必要，非此不足抵御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及工贼之联合进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 党深刻认识到，必须坚定依靠工农联盟，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在此背景下，党对宗教界的统战策略开始发生战略性调整，为后续争取宗教界人士奠定了基础。

土地革命时期，党对工农联盟建设的认识更加深入，统一战线的范围逐步扩大。1932年，中央苏区《土地问题》文件对宗教界土地政策作出区分：“凡是以宗教事业为主要生活，概不分田，至于以农为主、以宗教事业为副的分子和受压迫受剥削的和尚、尼姑等，在大多数农民群众允许之下，可以分得土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有些人把和尚、道士……等人不叫做宗教职业者…… ，这也是不对的”。实事求是，具体地开展党同宗教界统一战线。1935年，《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指出：“因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在尽量扩大革命运动的范围，吸收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这表明，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不仅考察阶级属性，更看重其现实的政治态度和革命立场。

长征途中，党在民族地区高度重视宗教工作，注重做好当地有影响力的宗教界人士统战工作，团结争取他们理解支持红军长征。1935年10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途经宁夏西吉单家集， 在陕义堂清真寺与阿訇马德海促膝夜谈，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与红军北上抗日主张，留下了“单家集夜话”的红色佳话。1936年，红军过云南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时张贴尊重寺庙、僧侣喇嘛的抚民布告。 同年5月1日，贺龙亲笔致信归化寺掌教八大老僧，阐明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生命财产的政策。5月2日，贺龙向八大老僧当面宣示党的抗日主张与民族宗教政策，并当场将亲笔题写的“兴盛番族”锦幛及一对大瓷花瓶赠予寺院。这幅锦幛现珍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为党与藏传佛教界人士团结合作的珍贵见证。

土地革命时期，党通过科学甄别宗教界的社会与经济属性，对专门宗教职业者与非专门宗教职业者采取不同土地待遇，这在党同宗教界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具有关键意义，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工作方法，为此后宗教界人士统战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抗日战争时期是党同宗教界建立统一战线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党提出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明确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吸纳宗教界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青年会等团体团结御侮。1938年《新华日报》刊发《宗教与民族解放》的社论，号召中国各宗教人士与团体积极参加抗日民族统战工作，得到宗教界的积极响应。1940年，应延安伊斯兰教界人士倡议、经边区政府批准，延安清真寺在文化沟桃花岭动工兴建，毛泽东亲笔题写“清真寺”寺名匾额。 党对伊斯兰教界的尊重与照顾，有力增强了伊斯兰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极大团结凝聚了伊斯兰教界。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的“三三制”政权架构，具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属性。据李维汉《回忆与研究》记载，边区参议会中即有伊斯兰教界代表3人、天主教界代表3人参与议政，这是党同宗教界统一战线在政治制度层面的生动实践。抗日战争时期，党的领导人主动走访联络爱国宗教界人士，宣扬党的抗日主张，阐释党的宗教政策，注重发挥其在动员群众中的引领带动作用。佛教高僧巨赞组织救难团体、 百岁高龄的天主教爱国老人马相伯奔走呼号、 基督教领袖吴耀宗撰文发声，各爱国宗教界人士均以不同方式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贡献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党同宗教界统一战线的形成是内外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外部来看，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增进了民族团结，为社会各阶层超越内部差异、求同存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历史条件。从内部来看，抗战过程中，我国宗教界发扬爱国爱教传统，在人力、物力、道义等方面全方位支持抗战，如组织救护队救治伤员、设立难民收容所、募集抗战物资、开展抗日宣传等，彰显了民族大义，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

解放战争时期，全国宗教界主动与各民主党派、社会进步民主力量一道，拥护党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支持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一批宗教界爱国进步人士积极向党靠拢，投身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 蔡登霄阿訇协助党的领导人转移，展现了伊斯兰教界与党同心同行的坚定立场。解放前夕，泉州草庵寺住持广空法师带动僧众及信教群众筹措黄金百两，借予中共闽浙赣省委，为解放军南下、福建解放雪中送炭。至1949年新政协筹备之际，宗教界作为“团体代表”单位之一，被列入《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与社会各界代表共  商建国大计，标志着党与宗教界政治同盟关系的正式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党继承和发展关于宗教“五性”（群众性、长期性、复杂性、民族性、国际性）的理论观点，确立了从实际出发的慎重稳进工作方针，党同宗教界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框架下得到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82年《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 的印发， 使党同宗教界统一战线迎来重大发展。“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基本原则得以确立，宗教关系被纳入统一战线“五大关系”范畴，成为统一战线需要全面把握和正确处理的重要关系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赋予了党同宗教界统一战线新的时代内涵。

（作者单位为广西社会主义学院民宗教研部）